格桑顿珠：西藏神经外科破冰者

(健康时报记者 侯佳欣 王宁 张瀚允)“格桑大夫，您在吗?”

夏日午后，阳光在地板上投下几点斑驳。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格桑顿珠刚回到办公室坐下没多久，门外就传来了几声淳朴的询问，紧接着是轻轻的叩门声，几个身着藏装的村民站在门口，眼神里带着期盼和些许局促。

7月26日，格桑顿珠(左)走进病房，与年轻医生们一同查看病人情况。王宁摄

格桑顿珠抬头，仿佛早已习惯这样的场景。他清了清嗓子，用流利的藏语应道，“请进。”

其实，这些藏族同胞大多是第一次来，并不认识他，但是村里早就传开了：要是赶不上医院的门诊，可以直接去院长办公室找他，准能找到人。来的患者多了，格桑顿珠索性在屋里装了一盏阅片灯，方便随时查看片子。

格桑顿珠的人生轨迹，就像一条绕着高原盘旋的河流。从定日县珠峰脚下的一个偏僻小山村，走到上海，再去到北京，最后又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望着窗外的雪山说，“这里的神经外科太缺人了，我想在这里打造一艘‘高原神经航母’。”

伴随着西藏自治区医学的发展，格桑顿珠所领衔的神经外科也在这片雪域高原破冰生长。几十年过去，从几张病床到专病科室，再到如今能成功破解疑难；从一个人带着年轻医生摸索，到培养出一支能独当一面的团队……格桑顿珠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海拔三千六百米的高原上，浇灌出一座独属于西藏神经外科的花园。

唯二被录取的山间少年

“格桑顿珠同学，你已被上海医科大学录取，请尽快领取录取通知书。”1993年8月的最后一天，格桑顿珠收到了日喀则市教育局发来的电报。

那一年，他所报考的上海医科大学，在西藏只招收两名学生。这封录取通知书，也成为了格桑顿珠医学之路的起点。

20世纪末，西藏每天仅有两三趟航班进出藏，不懂如何买机票的格桑顿珠花了一个星期才买到机票。飞往成都后，他还要再坐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硬座。

“临床医学招5个班，单是我们班就有一群状元，不努力不行啊！”格桑顿珠至今仍记得初入校园的震撼。当大学英语课本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出现在面前，他逐字辨认，you、me、food……整本书里，他只认识这些最基础的单词。

“上课也是，一开始能听懂百分之四五十就谢天谢地了！”格桑顿珠笑着说，“但我总想着，全班就我一个藏族学生，绝不能给西藏人民丢脸。”医学院从不缺勤奋的人，更不缺既聪明又努力的人，他唯有付出百分之两百的汗水，才能在这片学霸云集的天地里争得一席之地。

格桑顿珠(右三)解剖课上和同学们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五年寒窗没有辜负这份执着，格桑顿珠的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本科毕业时，上海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正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绝大多数同学都顺理成章地留在上海。格桑顿珠也曾和父母透露过留沪的念头，却被父母坚定地驳回：“你是***花了很多钱给西藏培养的，必须回来。”

1998年的那个夏天，上海火车站的蝉鸣格外响亮。格桑顿珠与同窗相拥告别，转身踏上了返回西藏的路。车轮滚动的瞬间，他知道，自己与这片土地的约定，从此刻开始兑现。

“北京不缺我这一个博士”

西藏，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土地，湛蓝的天空仿佛触手可及，飘逸的白云与连绵的雪山交相辉映。然而，与这极致风光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里曾经极为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

“我是最后一届分配就业的，当时直接分到了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格桑顿珠轻轻摩挲着手指，像是在触碰那些遥远的时光，“多亏了上海等地早早就来援建，那会儿二院的条件在当时已经算好的了，但和现在比起来，还是天差地别。”

1998年，全国对口援藏刚刚开展4年，一切都还在蹒跚起步。轮转一年后，格桑顿珠被分到了外科。被问及当时的情况，他眼里泛起复杂的情绪，“就说脑血管疾病吧，在我们这儿，这是再常见不过的疾病了。可那时候，医疗设备缺得厉害，有时候就连给病人明确诊断，都成了一件难上加难的事。”

格桑顿珠告诉记者，“在1994年以前，西藏连一台全身CT机都没有，与内地相比落后15年以上。诊断都难，治疗更是无从谈起。”

“在医院见多了因医疗条件受限而造成的遗憾，我对从医的意义有了愈发深刻的认识，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关乎生死。”格桑顿珠暗下决心，一定要走出高原进行深造，学成后再回来建设这片土地。

2002年，他终于如愿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继宗，主攻神经外科专业。2007年，他又考取了博士研究生，第三次走出西藏求学。而当时，西藏还没有一位外科博士。

7月26日，格桑顿珠在手机上查看患者片子。王宁摄

37岁那年，格桑顿珠博士毕业。作为履历丰富的医学博士，又是名师门下的弟子，他有大把机会留在北京或其他内地城市发展。导师赵继宗也曾明确表示，若他愿意留在北京，会为他提供帮助。

但格桑顿珠摇了摇头，他告诉恩师，“在北京，多一个或少一个博士无关紧要。但您的一个博士回到西藏，不敢说对整个西藏有多大作用，至少对我所在的医院会有很大推动。”

从救人到救更多人

2014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独立病区成立后的第三天，一场特殊的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

一位来自定日县的患者躺在手术台上，他的颅内长了一个巨大的脑膜瘤，肿瘤已经压迫视神经，让他的视力几近丧失。作为主刀医生的格桑顿珠站在手术台旁，身旁是他的导师——中国神经外科泰斗赵继宗院士。这是西藏首例高难度脑膜瘤切除手术。

“手术风险很大，平时西藏的医生不敢做，在北京也属于顶尖专家才能完成的难度。”格桑顿珠回忆道。

手术台的无影灯亮起时，格桑顿珠的手心微微出汗。肿瘤像团顽固的藤蔓，盘绕在重要的神经和血管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患者瘫痪甚至死亡。赵继宗院士站在他身边，调整显微镜角度，两人配合着一点点剥离肿瘤。最终，肿瘤被完整切除。

格桑顿珠进行手术。受访者供图

11年过去了，这位患者依然健康地生活在寺庙中，每逢见到格桑顿珠，他总会双手合十：“您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从首都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格桑顿珠成为西藏唯一一位神经外科博士。回到拉萨时，他所在医院的神经外科仅有3名医生。面对薄弱的医疗基础，他深知肩上的重担。

病人成了他心里放不下的牵挂。一次去北京出差前，病房里未清醒的危重患者的家属含泪拉住他的白大褂：“医生，您什么时候回来?”

出差的几天里，他每天深夜都要接几个长途电话，听值班医生汇报病情，在电话里调整用药剂量。回来后，患者和家属在门口迎接他，忍不住地流眼泪，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医生的技术再好，不如让患者觉得踏实。”格桑顿珠说。

在他的努力下，他理想中的“航母”似乎也不再遥远。2014年独立病区成立时，神经外科只有6名医生和19张病床。如今，病床扩到29张，医生虽只增加到7人，却已能独立完成四级手术，一年下来能做100台，全靠“自力更生”。

建成高原上的天坛医院

从医二十多年，格桑顿珠见证了西藏医疗的蜕变。他总说，西藏二院的发展像“追着时间跑”。

他还记得刚工作时，医院的手术室在三楼，检验科在二楼，患者拍个片子得冒着风雪穿梭在楼群间。

如今，连廊把各栋楼连起来，门诊、急诊、药房全在一楼，2~3人间的病房带卫生间，患者再也不用忍受风吹日晒了。

数据见证跨越：2019年全院门急诊量不足10万，2024年已突破17万；学科从14个增至25个，胸外科、创伤外科相继成立；四级手术占比近27%，微创手术占比近40%；曾经连核磁共振都没有的科室，如今，320排CT、血管造影机、高端显微镜一应俱全，硬件水平不输内地的大医院。

硬件和技术跟上了，格桑顿珠的心思又远了些。他正规划着把神经外科从外三科分出来，单独建病区，将来还要成立神经中心，组建血管、肿瘤等功能组，争取在退休前，建成“高原上的天坛医院”。

“西藏的医疗发展，是踩着时代的鼓点往前走的。”格桑顿珠常对人说。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他站在医院的连廊里，望着远处的雪山，总想起刚回来时的场景。

他偶尔也会想，如果当年留在北京会怎样?同学们大多成了大医院的专家，待遇比他好得多。但看到几近失明的患者重返经台，看到癫痫患儿开起小店，看到医院的门急诊量一年年往上升，他觉得值。“在内地，我可能只是众多医生中的一个。但在这里，我能看着一个学科从无到有，看着一所医院追上几十年的差距。”

格桑顿珠向记者展示患者送给他的徽章。王宁摄

他胸前的铭牌上别着一枚徽章，是一位患者按照他的样子画的，说他“看着严肃，心里暖”。格桑顿珠觉得，自己更像高原上的格桑花，不显眼，根却扎得深。他的骄傲，不在论文和头衔上，而在患者含泪的笑容里，在那台常亮的阅片灯射出的光里。

（责编：荆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