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情宴”负担重，专家呼吁寻找人情与理性的平衡​​

“到了年底几乎天天都要吃席，有时一天要赶好几场”“换个窗户、去瘟神也要办酒席”“20年前礼金是二三十元，如今要三百起步，每年份子钱都要花两万块，借钱也得给。”湖南、贵州、河北等多地村民告诉本报记者，人情往来已成为一项经济负担。

“礼金支出比一年生活费还多”

从古至今，红事白事都是家中大事，一家有事、八方支援是最朴素的伦理秩序。但如今，这份纯粹的“人情”逐渐变了味。

在河北唐山某村，当地习俗是家中老人从66岁开始每年要办寿，“办酒稳赚不赔”已是当地公开的“秘密”。村民刘静(化名)每年都要操办公公的寿宴，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农村房屋面积大，能直接在家办酒，再请两个相熟的邻居帮忙打点，一桌16个菜，粗略估算成本需要600元，加上酒水不超过1000元；一桌能坐下10人，每人随礼至少300元，还能净“赚”超千元。

家在湖南浏阳的罗雯(化名)面临着相反的压力。她的母亲没有工作，父亲经营的研学基地近两年生意惨淡，两人几乎没有收入，日常开销全靠罗雯和妹妹承担。即便如此，父母每年的礼金支出仍需1~2万元，“比他俩一年的生活费还多。”罗雯说，听说村里有人借钱也要随礼。

辽宁开原一位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向记者抱怨：“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村里人越爱办酒席。”他的妻子和母亲没有固定收入，却经常要去随份子，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了。本报记者调查中发现，为了把送出去的礼金收回来，不少人会换着花样置办各种酒席，办一场就能收回或净赚一笔钱。

2017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人情消费支出剧增，铺张浪费、炫耀攀比等现象屡见不鲜。据报道，西部某乡镇2022年登记在册的酒席达4800余桌，平均每天13桌流水席。2023年一项回乡见闻报告结果显示，超五成受访家庭前一年人情支出超5000元，占当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4。

给农村发展带来一系列隐患

不少村民对繁多的酒席怨声载道，但为什么不能干脆拒绝参加?

从根源上看，“人情”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城乡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韦志中指出，农耕社会人群聚居且固定，红白大事、天灾人祸都需邻里帮衬，这种互助构成最初的安全感来源，礼金则是为了帮有需要的家庭渡过难关。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梅志罡解释，在城镇化进程中，熟人社会解体带来的不安全感，让人更重视“人情储蓄”。若不参加别人的宴席，会担心自家有事时无人帮忙。刘静坦言，出于社交压力，即便家里条件不好，也得“打肿脸充胖子”，每次随礼300元。

宴席频次失控、礼金互相攀比、性质开始功利化，乡村宴席演变为敛财工具，这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支持系统改变。市场中，“殡葬一条龙”“婚庆一条龙”等专业服务基本能满足办事需求，邻里的帮衬不再必要。宴席中的情感交流被冲淡，甚至不少人“送完份子钱就走”。

情分开始变现。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在，但在宴席已成为一种经济负担的状况下，情分逐渐成为“变现”资源，“收干儿子宴”“母猪下崽酒”应运而生。

放任这种不良势头蔓延，会给农村发展带来一系列隐患。

不利和谐发展。在农村，收入来源本就不多，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礼尚往来，甚至钱包因此被掏空，不仅给村民增加经济负担，办宴席投入的大量人力也在消耗乡村的劳动力资源。不少人已对这种势头心存不满，但又不敢挑明，只能不甘不愿参与其中。长期下去，不利于村庄和谐与集体经济的发展。

旧俗加速“断亲”。青壮年外出务工，回乡宴席成为维系关系的特殊纽带，但他们更讲究隐私，不希望被过多干涉或介入他人生活。要求他们频繁去应酬、支付高额礼金，可能引发对家乡的不认可和远离，致使农村“空心化”更严重。今年初，河北一对姐妹回村办事时宁可住宾馆，也不想住在家里，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应付人情往来。

食品浪费严重。办宴席的人想争排场，酒店为挣钱凑齐“十全十美”等好彩头，导致宴席铺张浪费严重。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研显示，“满月”宴请等各类“事件性宴聚”浪费率在30%左右，城乡婚宴酒席浪费率最高，达40%以上。食品安全问题也需警惕，数据显示，2010~2020年间发生农村吃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1421起，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夏季。

找到人情与理性的平衡

合理的农村宴席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有着强社交功能，可增强村庄凝聚力，治理不能“一禁了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靳永翥研究基层治理多年，他表示，“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宴席文化深入人心，最忌‘一刀切’以及强制干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那波也认为，“一禁了之”会破坏干群关系，可能收效甚微。5年前，贵州遵义某村的两委班子成员邢帆(化名)所在村子曾禁止婚丧嫁娶外的宴请，但村民抵触强烈：“办酒席不犯法，凭什么管?”当地为应对滥办酒席问题所组建的临时工作组也因工作量增加无法持续，最后不了了之。

专家们认为，要将风俗中的“糟粕”和风俗本身分开，不能因为有人办“无事酒”，就禁止所有酒席，破局在于找到人情与理性的平衡。

发展经济，替代宴席赚钱。韦志中认为，长远来看，发展经济是根本。通过探索特色产业、吸纳农村就业，让村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当其拥有稳定收入，自然会减少从礼金上“赚钱”的想法。

文化引导，培育乡村风尚。陈那波认为，移风易俗，本质上是一场文明重塑，旨在重建更健康的情感连接，而非消灭人情。对于确需“移”和“易”的，要以倡导为主，保持制度弹性，坚持干预与协商相统一，不断与村民互动，以逐渐得到村民理解和接受。

柔性管理，倡导村民自治。部分地区已探索出规范之道：贵州省湄潭县由有 威望的党员、村干部、乡贤组成红白理事会，约定酒席规模、车辆数量、礼金数额等，滥办酒席现象明显减少；贵州省黔东南州利用闲置学校、集体仓库等建设“合约食堂”，明确只承办婚丧嫁娶宴席，拒办其他名义酒席。这种村民自治模式减少了对行政权力的依赖，制度规范更易被接受。

（责编：荆雪涛）